第 3 部分(2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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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也传得最多。京师的管理者也变得张皇失措，如外城突然勒令所有戏园子停止唱戏，并让巡警在各路口稽查行人，一副革命党已大举入京的征象。大批京官携亲带眷，涌往前门车站，想逃往天津租界，邮传部为防止出事，声称要停开京津火车，这一来恐慌更甚。逃不走的市民，则围堵大清银行与各银号，挤兑现银，银行银号经受不起，只得关门。银行关门，引发恶性循环，所有商铺拒收银行钞票，只收现银。接着便是米价飞涨，恽毓鼎称，每石银要卖十二两（郑孝胥记载是二十元，即十六两）。幸好新政办巡警还算得力，不然庚子年的惨象又将重现北京。吴宓听人说，这次的银行挤兑风潮是政府诸大老挑起的，总理大臣庆王奕劻率先向大清银行提取金币三十万两，转存入外国银行，大小官员纷纷效尤，才导致没有任何真实威胁的情形下，市面大乱。
郑孝胥身边的同乡好友，如林琴南，也都在忙着送眷属去天津租界避祸，郑孝胥的家眷在湖南，倒省了这份心。15日一早就被盛宣怀叫去，要他拟一个电报给湖北，悬赏十万元，希望能收买已反正的四十一标，并要求保全兵工厂与铁厂。盛宣怀还告诉郑孝胥：不管鄂事如何，这次不会再放你回湖南了。从盛府回来，郑孝胥拟了一个条陈，希望朝廷明发上谕：赦从匪之学生、兵士及许匪首以悔罪自投，俟其抗拒乃击之。权力中枢希望湖北之乱早日平息，不要引致各省的连锁反应。
陆陆续续有人从武汉归来，但传说的消息很不一致。吴宓听到的说法是“革党此次极为文明、极守秩序，商民人等毫未受及扰害”，而恽毓鼎则亲耳听闻，革党照会各国领事，请守中立，并请过江到武昌晤商。只有美国领事因为省城教堂、侨民众多，过江去查看，“匪党排队鼓乐迎入，美领睹死尸遍街巷（皆旗兵之被杀者），怫然曰：‘公辈自命文明，乃残杀无辜若此，岂文明举动乎？’”于是认定革党为“草寇”。恽毓鼎无疑很高兴听到这样的说法，自洪杨之变以来，叛乱者每因得不到洋人的支持而失败，清廷当然希望此次亦能如此。加上10月19日，听说清军前队马继增、王占元部在刘家庙击败革党，黎元洪、汤化龙均已遁逃，恽毓鼎不免推测革党“大约溃散在即矣”。
郑孝胥当然不想回湖南，但又牵挂家眷安危。10月19日，清军小胜，20日，郑孝胥便收到内阁交片一件，其文曰“交湖南布政使郑孝胥即请训，迅速回任。钦此。此交，八月二十九日。”公文随便写在一张白竹纸上，相当草率，但这毕竟是公文。郑孝胥不敢不从，当日即往琉璃厂花八钱银子买了一挂朝珠，备请训之用。
10月21日，郑孝胥连续拜访朝中显贵，也许是想就鄂事商讨一二对策，并取得王公大臣们的支持，毕竟他马上就要面对湖北乱党。谁知访盛宣怀，不在，拜谒庆王，称病请回，再去找内阁协理大臣那桐，那桐根本不见。最后终于见到了另一位协理大臣徐世昌，谈了良久。
10月23日，郑孝胥请训，召见。这都是过场，这日见到了庆王，也没什么话，只说自己带病坚持办公，最后去辞别盛宣怀。这位不可一世的重臣也“意绪颇仓皇”，他告诉郑孝胥，长沙消息很不好，连电报局都已被乱党占据。
10月25日下午四点，郑孝胥登上开往天津的火车。晚上登上了赴上海的轮船。他在旅途上盘算万端，仍然认为中国今日是改革行政之时代，清廷未到覆灭之时。如今朝廷谕袁世凯总督湖广，“袁果有才破革党、定乱事，入为总理，则可立开国会、定皇室、限制内阁责任，立宪之制度成矣。使革党得志，推倒满洲，亦未必能强中国；何则？扰乱易而整理难，且政党未成，民心无主故也”。郑孝胥认为到那一步，获渔人之利者将是日本，但日本国力还不足以吞并中国，则中国必将瓜分豆剖，为列强分据，列强再以华人攻华人，举国糜烂，“我则为清国遗老以没世矣”。
念及此，郑孝胥不禁哀叹：“官，吾毒也；不受官，定得中毒！不得已而受官，如食漏脯、饮鸩酒，饥渴未止，而毒已作。”他有些后悔接受湖南布政使的任命，弄得现在与所爱者天各一方，音讯断绝，无由拯救。轮船停在烟台，悲痛伤心之下，他笔端变得凄厉：“魄之将狂，魂来救之；魂魄俱狂，孰能救之？又举远镜，见玉皇顶峰峦千迭，皆积恨耳。”
29日，船抵上海。上海的消息比北京还是灵通得多，郑孝胥这才知道，离京前的22日，湖南已由谘议局宣布独立，他肯定是去不了长沙了。补看这几天的《申报》才知道，他从天津出发的26日，资政院正式弹劾盛宣怀，清廷将盛宣怀革职永不叙用。想起辞行时盛宫保的神色，郑孝胥的心情可想而知。
吴宓有着另外的担忧。清华园如今每天都有二三十人离校，吴宓寝室六人中已经走了一个，自修室里无人学习功课，都聚成一堆一堆地讨论何时避逃，避往何地。吴宓和他的同学们，最担心的是：（一）北京一乱，必然而盗贼蜂起，土匪到处，清华园孤悬城外，危险程度可以想象；（二）海淀是满旗聚居地，清华园周围住的都是满人，如果全国起了满汉仇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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