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 24 部分(2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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仇大恨，却终于没能砍下章介眉项上人头，是因为章介眉与山阳县令姚荣泽一样，并非一名地方过气官吏那么简单，背后也有着庞大的绅商势力。不妨说，这二人是江南士绅的代表符号。在革命之前，江浙绅商，从来是近于“官”而非近于“匪”者。助官剿匪，本是士绅尽力桑梓的一种表现。光复之后，能不能以支持、配合革命的表现，赎去革命前“反革命”的罪愆，关系着绅商集团人心是否安妥，也关系地方局势能否平定，进一步说，关系着江南能否成为革命稳固的后方，以支持革命党人的北伐大计。无疑，北京的袁世凯非常愿意看到江南的革命党人与绅商集团内讧不断，自相残杀。王金发虽被人称为“莽男儿”，但并非真的有勇无谋。他以“有要事商量”为由，将章介眉诱至知府衙门逮捕——这也说明章介眉有所恃仗，并不认为王金发一定会杀他。就在王金发派兵封锁章宅，调齐章介眉与秋案相关的全部案卷，所有人都认为章介眉死到临头之时，他终于还是放过了这个为秋瑾报仇的大好机会。
黄兴从南京派人来为章介眉说情，只是一个信号，显示出王金发受到的压力有多大。王金发治绍期间，处决了五十多名鱼肉乡里的土豪劣绅，无人敢管，浙江都督汤寿潜还赞其为“英雄”，但为了章介眉，想必江南整个绅商集团都在向新政权施加压力，不然何至于惊动远在南京的黄兴？王金发若杀章介眉，不仅是与绍兴一城的士绅作对，更有可能导致江浙革命党与绅商集团的大内讧。此非危言耸听，江浙联军攻下南京后，旗营参领贵林父子被人告发私藏军火，阴谋反叛，总司令部下令处死两人。浙江都督汤寿潜因为此事未得他同意，大闹意见，力求辞职，终于闹出一场小小兵变，军队回浙后都督之位被朱瑞夺得，浙江亦于民元后被纳入袁世凯的势力范围。
章介眉虽像姚荣泽那样死里逃生，但吃的苦头也不少。在候审的日子里，章介眉被戴上纸糊的高帽，游街示众，王金发让他跪在秋瑾烈士就义处的古轩亭口，头顶套上一只火油箱做的桶，边上放着棍子和小石块，供路人经过时敲打和投掷。为了赎罪，章介眉捐出了家产的一半（三千亩田产，现洋五万元）给绍兴军政分府。据说章介眉住在乡下的儿媳在王金发来后被乱兵强奸，恨他的人会说这是“报应”，但有朝一日天地翻覆，章介眉当上了袁世凯的高等顾问，而王金发二次革命失败，赋闲杭州，你说章介眉会不会报复？
据秋瑾家人说，二次革命后，新的秋瑾墓尚未建成，章介眉从北京“派大员一名来杭，指令将秋瑾的坟改低三尺，铜像取消，三杰所作墓碑不用”——所谓“三杰所作墓碑”，指的是秋瑾墓初建时徐自华撰文，吴芝瑛书，杭州名金石家孙菊令篆刻的《墓志铭》。
【“大做王都督”】
王金发释放章介眉，山会师范学校校长周树人极不以为然。周树人与学校学监范爱农一样，对于革命后的世界，有着纯粹化的想象，周树人后来一直在著作里讽刺“咸与维新”这一策略性的统战口号。他们对老同学、老朋友王金发来治绍，肯定寄予厚望，认为在他治理下，绍兴能够面目一新，实现徐锡麟、秋瑾等烈士的革命理想。
然而王金发颇令他们失望，尽管有些雷厉风行的手段，如释放狱囚、公祭先烈、平粜施赈等，但他与绅商妥协（如释放章介眉）、任用私人（尤其是嵊县同乡）、生活奢靡（用洋油箱挑着银元回嵊县还债），这些风习，当然很惹理想主义者的不快。因此鲁迅在《范爱农》里揶揄道：“他进来以后，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，大做王都督。在衙门里的人物，穿布衣来的，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了，天气还并不冷。”
单看这样的记载，似乎王金发已经变了李自成洪秀全一流人物。其实王金发至少对老朋友还不算坏。第一次在光复后的绍兴见面，范爱农看着王金发的光头有趣，毫不客气地上前摸了摸，说：
“金发哥哥，侬做都督哉！”
官名“王逸”的王金发都督肯定有些发窘，但也无可如何，接着便委派范爱农做了师范学校学监。据他的手下回忆，王金发在绍期间，一直保持着“欺上而不傲下”的风格：“对于绍兴的地主绅士，发现错误狠狠批评，不留情面。对老百姓总是笑嘻嘻，态度很和气。所以许多绍兴老百姓见了他，都叫他‘金发哥’。”一万多人的部队，滋扰百姓的事情很少发生，连他部下的一个连长，都知道“我们的所作所为，都是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的。绍兴旧绅士的乌烟瘴气，我们很看不惯，都把他们当作革命的对象”。（龙恭《在王金发的部队里》）
然而王金发没有力量、也无意改变绍兴的社会形构。他来绍兴，主要是想利用绍兴盛产锡箔与老酒的富庶，练军北伐。此计划深受孙中山的欣赏，称王为“东南一英杰”。问题是，练兵要钱，王金发不逼迫老百姓，只管追比绅商，甚至提前征收下年田赋，弄得绍兴豪绅骂他是“历朝以来最坏的官府，是蛮不讲理的都督”。王金发讨厌士绅，不允派兵镇压抗租佃农，但他也不阻止地主下乡硬收田租，农民当然也不满意这位都督。而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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